“我国已实施计划生育20多年，现在全面放开二孩政策，要担心的不应是生育反弹，而是即便放开后生育率也不回升。”业内专家疾呼——

　　“应该立即全面放开二孩，已无须再试点了，也没时间试点了。”

　　7月13日，福建省统计局普查中心副主任姚美雄的一句话，把自己推到了媒体的聚光灯下。

　　无独有偶。此前3天，对于备受关注的全面放开二孩问题，卫计委也首次透露出重磅消息：目前正在抓紧制定相关规定。

　　从此次官方和知情人士传递的信息看，似乎中国人口问题已经走到悬崖之边。那么，这些忧虑是否会如马寅初当年的预言那般在将来一语成谶，抑或仅仅是一场带有忧患意识的呼声与宣泄？

　　“激进者”不只一人

　　据媒体报道，姚美雄从2012年开始研究人口问题，用他的话说“那时就已经很晚了”。统计局普查中心的特殊位置，让他有机会接触到中国人口数据的真实现状，“可以说是触目惊心的，如果我们不说出来就是失职”。

　　然而，对于姚美雄的爆料，专门研究人口问题的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建新并未感到特别的惊讶。

　　“现在的步子迈得太小了。”李建新甚至认为，应该无条件地即刻废除独生子女政策。“这么多年来，我们一错再错。没什么可调整的了。” 其实，类似的观点，李建新已呼吁多年。

　　今年3月22日，来自全国21所高校和相关机构的50位法律学者，联名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提交建议书，建议尽快启动《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全面修改，废除生育审批制度，取消社会抚养费制度，还权于民，实现公民自主生育。

　　这份建议的发起人之一便是李建新。

　　“从上世纪80年代起到现在，我们无休止地争论了30年，但政策上始终违背着人口自身发展的变动趋势与规律。”李建新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人口与经济发展之间，本质上是一种动态结构的关系，如果结构失衡，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要远比数量少带来的问题大得多。

　　在李建新看来，由于中国长期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特别是独生子女政策，未来数十年，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将形成极不稳定的倒金字塔型结构。未来真正要担心的不是中国人口增长“突破临界点”，而是加速的人口年龄结构老化与性别结构严重失衡。

　　低生育率的陷阱

　　无论是激进人士也好，保守人士也罢，对于中国人口的低生育率顽疾所持观点大抵一致。

　　“我国目前存在很严重的低生育率问题。”李建新说。

　　而中国社科院发布的《经济蓝皮书：2015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显示，中国目前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4，远低于更替水平2.1，已经非常接近国际上公认的1.3的“低生育陷阱”。

　　“这还仅仅是全国统计出的平均水平。”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李树茁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像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甚至远远低于这个数字。“上海和台湾的水平差不多，都在1以下。”

　　“低生育率对社会发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制约因素。”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分别从宏观和微观层面向《中国科学报》记者分析了其可能带来的戕害。从宏观上说，它会对人口红利、退休制度、养老金、医保等方面产生消极影响；在微观层面，它使得独生子女家庭处于高风险中，伤残、失独等问题的不良影响被放大。

　　“如果说独生子女政策在过去给社会发展带来了诸多利处，现在它的弊端来了。”陆杰华说。

　　对于生育政策调整，一些专家甚至表示未来堪忧。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张东伟认为，我国已实施计划生育20多年，现在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担心的不应是生育反弹，而是即便放开后生育率也不回升。

　　大撒手会怎样

　　在诸多质疑与呼吁声中，全面放开二孩似乎已成为中国生育政策的势在必行之举。那么，豪迈的“大撒手”又将带来何种问题？

　　“一旦全面放开，大家都集中在某一时间段内生育的话，最大的问题就是出现出生堆积。”李树茁担心的是，不知道未来的出生堆积规模会有多大。“从长远来看，可能需要几代人的时间才能把它平衡掉。”

　　按照这个思路思考下去，公共资源的承载与分配将成为摆在眼前的又一道难题。

　　李树茁指出，以往的生育政策都是控制性的，相关政策措施也是围绕它来制定和执行的。现在如果鼓励生育的话，户籍、教育、卫生等公共政策的配套体系能否跟上是一大问题。

　　如果仔细研读国家卫计委的一些措辞，也许会发现，李树茁的这些忧虑并非毫无根据。

　　“‘抓紧制定相关规定’是一种值得玩味的说法。”陆杰华认为，此次全面放开二孩，有关部门可能会在制度设计与政策衔接上作出更多调整，使其政策运行更加平稳。

　　对此，李树茁认为，如果是全面放开二孩的话，首先是公共政策问题，应加强公共对话，不应是政府一家说了算，“让不同观点相互交锋才是一个比较稳妥的做法”。

　　他进一步指出，很多国家都有一些比较成功的使生育率下降的政策和社会体制，但让人口数量回升的政策目前都不是很成功。“我们未来的挑战会很大，因为没有先例可供借鉴。”